2018年投资需要面对的最大基本面是 “再平衡”，不仅仅是中国经济调结构再平衡，还包括全球经济链、产业链再平衡；不仅是经济结构、贸易冲突再平衡，还包括去杠杆、信用债务、资产价格、利率汇率等再平衡等。

这些再平衡因素似乎复杂交错，而且引发了潜在的经济金融、资本市场的压力和不确定性。细究逻辑，其实清晰易解，这些再平衡本质上是对过往部分不可持续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的纠正，其中贸易冲突再平衡是对过往部分依靠要素低成本、价格（税）保护、资金密集支持产品的出口顺差的纠正，去杠杆是对过往依靠“债务--地产基建投资--收入--债务”模式的纠正。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内部紧缩和信用控制的到来，一个路径依赖模式的空间被压缩，自然容易引起金融体系的压力和震荡。顺差缩小→加息的美元坚挺→外汇净流入减少→汇率稳定压力加大→基础货币供应压缩→利率下行空间压缩；叠加去杠杆、信用紧缩→利差扩大、利率高企难下→资产价格压力、债务付息压力加大→信用违约→冲击实体经济；以上传递逻辑链条，叠加冲击股市、债市。

在这种背景下，基金投资实施良好有效的应对策略至关重要。应对资本市场震荡，梁福涛认为：
首先，要建立稳健有效的投资体系。稳健有效的投资体系的核心应具有“积极韧性”和“反脆弱性”，市场极端弱市的情况下，有时候等待也是一种积极策略，市场疯狂过热的情况下，止盈放弃也是一种有效策略；当组合基金出现不同情景时，都有可应对的空间和方案，同时保留极端风险情况下的救助举措。

其次，优先选择股价具有安全边际与潜在良好基本面兼顾的标的公司。股价安全边际重点在于股价已经先于充分反应自身与系统上的不利，或者估值已经具备足够甚至超额的基本面的保护；潜在良好基本面，重点在于公司核心竞争优势等基本面具有可持续性，或者潜在相对确定的基本面好转的到来。

第三，深度研究储备，当长期空间较大的领域步入价值区间，拥有超越担当，逐步战略布局。再平衡冲击随着时间推移，市场将逐步消化，同时还会断断续续存在，但在政策执行力空前加强、总体杠杆率（非金融部门总债务/GDP）逐步好转、外部经济总体复苏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挖掘内需、杠杆去化，强化创新科技发展、强化自主可控之路，阵痛震荡之后经济有望重新迎接更高质量的增长。

经历再平衡，中国经济真正由粗放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趋势将得到强化。符合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特征，符合高质量经济增长方向的领域将具有很大的潜力空间，包括制造升级、科技升级、大消费大健康、传统行业创新或转型等。投资需要拥有历史、辩证的思维，超越短期因素。没有永远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永远只跌不涨的市场。市场正进入难得历史相对低估的价值区间，短期波动是挑战，但对于长期布局也是机遇区间。当长期空间较大的领域步入价值区间，在注重安全边际的基础上逐步战略布局，获取短期稳健、长期超额的收益。